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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更好地保证问卷调查的科学性?
日期:2016-08-11 12:01:25  来源:壹学者  浏览量:0

来源:《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原文标题:《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论主体构建视角下调查方法的整合》,正文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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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性与性别社会学、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性社会学、社会学方法论

 

 

在社会调查之中,“定量与定性之争”绝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

它们不仅可以互相靠近,还可以整合。这方面的发展余地,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在笔者看来,“之争”中的双方恐怕都不自觉地把对方给“妖魔化”了,结果造成了批判越来越多,借鉴越来越少,双方一起故步自封。

其实,在研究“人”这个对象的时候,坚持贯彻“在受控条件下可重复的试验”这一自然科学的理想境界,半点错都没有。研究者所需要的仅仅是兼收并蓄,仅仅需要增加一些主体构建视角就可以获得更加符合“人”的现实的研究成果,并不需要作出脱胎换骨的改变,更谈不到向定性调查卑躬屈膝。

本文就是希望给出这样的例证。

 

 

 

 

一、添加社区考察——实现生活环境的可控化

 

生活环境对于人的意识与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共识。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被调查者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也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之见。因此,研究者必须注重考察被调查者的生活环境,才能最低限度地实现“受控条件下”这一科学的前提。可惜,我国社会学界在设计问卷调查的时候却基本上没有考虑这一点。

 

正是由于缺乏了这样一种意识(而不是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我国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几乎所有的问卷都是直接针对个人而且仅仅询问个人的情况。这样,即使研究者使用折射法,恐怕也很难准确了解到被调查者所处的生活环境。结果,大量的社会调查所调查到的其实是那种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不会承认其存在的“孤立的个人”。基于这样的调查数据所描绘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叠罗汉式”的社会与世界,而不是我们的相互关联浑然一体的实际生活。

为了弥补这种不足,笔者在实践中另辟蹊径,采用了下面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在个人问卷之外专门设计出一套量化的“调查点的生活指标”。也就是在每个最终调查点(在笔者的实践中是“居住区”)都安排一位调查员(往往是调查组长),在针对个人的调查之外,专门去收集本地那些与个人活动有关的各种日常生活方面的数据而且多多益善。这样笔者就同时获得了个人情况与其生活环境这样两套数据。

所谓“调查点”,因不同的调查目标而异,关键在于研究者对于足以影响个人活动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层次作出了什么样的假设。所谓“生活指标”,也是因调查目标而异,其实就是研究者所假设的、与个人活动最相关的、足以全面反映其生活环境的那些指标。

这两方面的设计其实也是遵循问卷调查设计的一般原则:如果缺乏积累的(例如“性”研究),就需要把“生活指标”多设计一些;如果预计文化影响(例如民俗)更大的,就需要把“调查点”的范围设计得更加宏观一些(例如城区)。

但是仅仅使用第一种方法还远远不够,第二种方法更加重要,就是要实地考察该调查点的全面情况,通过体验与感悟来获得综合的定性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至少也是其委托的调查组长)可以把该地的生活环境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恰恰是经典的问卷调查中所缺乏的稀世珍宝。

例如在“性”调查的实践中,所谓与“性”有关的生活环境基本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笔者假设的那些“调查点生活指标”的量化数据中只有很少变量真的与个人的性活动相关。可是笔者(或调查组长)所获得的定性认识(在转化为属性数据之后)却揭示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相关关系。例如调查点的地理位置(是否闹市区域)、房屋类型(是否成排平房)、附近“红灯区”的公开程度(居住者中的关键人是否知晓)等,都显著地影响了该调查点居住者个人的性关系状况。这些定性认识不仅在任何官方数据中都不会有,就连仅仅在该地收集定量数据也无法获得,非得亲自收集才行。

退一步讲,即使无法进行定性考察,仅仅是收集量化的数据,最重要最宝贵的不是那些统计数据,而是在收集数据的具体过程中的感性收获。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定性的感悟与认知,也可以成为目前问卷调查的稀缺资源。例如笔者制定的一些定性考察的目标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来自收集量化数据过程中的灵感触发。

上述两种操作方法都并不新鲜而且简便易行,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在方法论的高度上从“个体主义”逐步走向“整体主义”;从“仿统计学”走向“社会理解学”;从“个体的算术相加”走向“总体大于部分之合”。具有了这样的视角与思路,本文所提出的“添加调查点的全面考察”就不仅是应运而生,而且简直就是不可或缺了。

非如此,把生活于不同生活环境中因而可比性实际上很差的众多个体勉强地放在一起来进行统计分析,其科学性恐怕只能是等而下之。

 

 

二、调查情境的可控化——激发对方充分呈现

 

在我国已有的教程中,如何努力增强被调查者的回答可能性都是一个必备内容。但是学者们基本上是从问卷设计的角度来论述的,主要是讨论如何设计出更容易被准确回答的提问与备选答案。也有一些论述则是从严格要求调查员的角度出发,例如耐心细致、不加评判等等。调查情境及其控制这样的概念甚至意识,尚未出现于我国的社会科学文献之中。

 

但是从主体构建视角来看,任何一次具体的问卷调查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被调查者这个主体在这样的情境之中究竟会怎样呈现自己,这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既不是欺骗也不是隐瞒,而是人类生活的常态。所以,尽管问卷内容与调查员素养都可以在调查开始之前不断加强,但是如果对调查过程中的整个情境不加控制,那么“受控条件下”这个科学的前提就无法实现,调查结果的确定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谓“调查情境”及“过程控制”,绝不是如何使调查员工作得更顺利更方便,而是全心全意地替被调查者着想,千方百计地让他们更加自在,能够更加充分地呈现自我。调查情境的控制的具体内容因调查目标而异。一般来说研究者首先要非常清楚:最可能阻挡被调查者充分参与自己这个调查的情境因素究竟有哪些。

笔者愿意简略地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笔者所进行的两次“中国成年人的性调查”高度敏感,因此它对调查情境控制的要求可能最多最严格。择其要地把它充分呈现出来,有益于本文的论述,也有益于读者的触类旁通、继往开来。

1.时空设置

首先,笔者坚决拒绝在如此敏感的调查中进行经典的入户调查,因为即使没有旁人在场,中国人恐怕也很难在自己的家里对一个陌生人(调查员)说出任何一种不规矩的或者非主流的性关系,更不大可能说出自己的哪怕是非常正规的性行为;因为“我是在自己家里”这个情境彻头彻尾地笼罩着被调查者,与“谈性”格格不入。

作为情境控制的对策,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专门设置了“邀约”这一环节,就是派专人打电话或者派送邀请信,把被调查者邀请到“访谈室”中来完成调查,以达到“鸟出樊笼”那样的心理效果。

其次,笔者设置了专门的“访谈室”,一切调查都在其中进行。也就是在调查开始之前就确定独立的、封闭的空间作为面访调查的场所,确保没有任何第三者的在场。笔者主要选择居住区之内或者附近的旅馆、学校教室、社区活动室作为访谈室,这样的“专门时空”促使被调查者“更专门地”呈现了自己。

第三,笔者两次都采用了笔记本电脑辅助的调查,就是编制电子问卷,调查员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被调查者在电脑屏幕上阅读问卷,通过按键来回答问题。这一措施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经典问卷调查中的“人际谈话”变成了“人机交流”,避开了中国人在“性的表述”上普遍存在的非礼勿听(无法接受调查员“说性”)与难以启齿(被调查者认为不可言传)的文化障碍,实现了很好的情境控制。

2.人际关系设置

首先,笔者规定,“邀约者”与调查员决不允许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有时候“邀约者”不得不亲自去动员被调查者接受调查,就很可能获知被调查者的一些个人信息(至少见过面)。如果还是这个“邀约者”来调查这个被调查者,那么匿名调查的原则就多少遭到了破坏,无论调查员作出多少保密的承诺,被调查者也难以安之若素地呈现自己。因此,笔者的这个设置就是要保证每个被调查者都是面对素不相识的人来表述。这不仅仅是为对方保密,更是为了给对方创造出一个“陌路相逢,哪说哪了”的情境,以便减少对方的心理压力。

其次,笔者设置了“增加亲和”的情境,规定调查员必须给被调查者端茶倒水、嘘寒问暖、并排而坐、以闲聊开始等,以期达到一见如故、谈天说地那样的自然气氛。

第三,笔者坚持必须是同性别的调查员进行调查。其原因并无奥妙,都是来自生活体验:有多少女性会面对陌生男人“谈性”?又有多少“异性谈性”不被认为是刺激或者有风险或者干脆就是一种骚扰?

3.电脑技术设置

其一,笔者把每位调查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都另外录入,以推测调查员可能的作用。

其二,笔者给笔记本电脑设置了这样的功能:自动记录被调查者回答每5道题的时间,以推测被调查者回答的认真程度。

笔者把上述两种数据加以比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考察调查员对于调查过程(而不是调查结果)的影响,从中推测“时空设置”与“人际关系设置”的被综合贯彻的程度。由于笔记本电脑调查非常便利,因此笔者可以在每次调查完一地之后立即进行这样的分析,可以随时调整调查时空与调查员人选。

综上所述,调查情境控制的实证效果就是:主要由于被调查者更加放松(而不仅仅是由于问卷更好与调查员更加高明),因此在被标定为“谈性色变”和“许做不许说”的中国,笔者获得了比美国同类的性调查更高的应答率。

 

 

三、收集“主体的构建表现”——实现对于数据质性的可控化

 

在我国现有文献中,问卷调查基本上被刻板地、武断地归入定量研究的范畴,而且似乎不可越雷池一步,结果造成了操作教程中莫名其妙但又是心腹大患的“潜规则”:除了题器,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记,什么都不要管。如果这是为了节省时间精力尚情有可原,但是更大的可能却是来自缺乏对于定性调查的指导思想的借鉴。

 

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被调查者的任何回答都是他/她在人际互动之中,在进行了建构之后呈现给调查员的。研究者与调查员虽然不大可能当场就追究他/她的建构过程,但是调查并不是发生在火星上,因此在问卷之外,必定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蛛丝马迹可以透露出一些被调查者进行建构的情况,就看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去不去收集。再者,被调查者也不是千人一面,每个人进行构建的程度必定不同,因此收集问卷以外的“对方的表现”的信息可以帮助研究者加以判定。这就是研究者对于调查数据的性质的全面判定,是“过程控制”的重要组成,应该是问卷调查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因为人非草木,不仅随时随地可以心动情变,而且同样的事实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若非如此,自然科学就无法应用于对人的研究。可惜,这是我国问卷调查的理论与实践的软肋之一。

其实,判断数据的质性对于问卷调查来说,往往比对于定性调查更为紧要。如果我们不能起码从质性上判断一下被调查者所作出的主述究竟是在调查员面前的装模作样还是原形毕露,我们怎么敢把这些数据拿来就统计呢?

在笔者有限的实践经验中,至少可以有如下几个办法可以控制数据的质性,仅择其要而述之。

其一,在“邀约”的时候就单独记录邀请的被调查者的性别与年龄,然后交给调查员以便验证前来者的真实性。也可以在录入之后形成另外一份数据,然后与调查数据对照以便发现可能存在的冒名顶替之人。这就是确定调查样本的抽样属性。

其二,在问卷末尾增加调查员对于具体的调查场景的记录,在被调查者离开之后由调查员填写。例如调查在什么样的地方进行、是否有人在房间外面围观或者等候、是否有10岁以下的或者10岁以上的孩子在场、调查是否受到外界干扰、调查如果中断是否因为外界干扰等等。

其三,要求调查员事后在问卷末尾记录一些对于对方的基本判断,例如对方是否喝了酒及其程度、是否紧张、是否有害羞的表现、是否在调查内容之外说了别的话、回答中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调查员提供帮助以及帮助什么、总的来说对方的穿着打扮在当地属于什么档次等等。笔者曾经设置达12项之多。

其四,鼓励所有被调查者进行充分的主述并且记录下来,或者要求调查员追问那些作出特殊回答或者有特殊应答表现的被调查者的进一步情况。

其五,在“笔记本电脑辅助”的问卷调查中,设置某些可以反映回答的质性的功能,例如被调查者回答每5个提问的时间、是否播放为文盲准备的录音、是否打开“帮助窗口”等等。随着笔记本电脑的功能不断增加与强化,笔者相信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例如直接记录对方的移动鼠标或者按键回答的具体状况。

这里的基本原理其实是: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一切数据都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被调查者的呈现,只能是在他/她接受调查的时候,在“访谈室”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在与陌生的调查员的互动之中,在进行交流这样一种人际关系之中,不自觉地“构建”出来的。具有了“主体构建”这样的方法论的意识就会明白,所谓“质性控制”其实就是要在被调查者的主述之外,努力去收集那些可能反映出对方的“构建”过程与机制的资料。例如,研究者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被调查者喝了酒是不是就一定会撒谎;但是却可以通过记录下“该人喝了酒”这一情况来标志其所有信息的性质,以便必要时使用这个标志来进行相关分析。如果我们把各个质性控制的变量加以统计学处理,就很容易得出该数据的“质性程度”变量。把它加入整个统计分析,就会取得更加“人性化”的数学结果。

总之,在笔记本电脑调查中,设置与录入这些变量轻而易举,但是在调查的性质上却意义非凡。这其实就是在问卷调查中承认与尽量落实了“调查是人际互动”的思想与主体进行了构建的视角,最终贴近了对于人的科学研究的受控条件。

 

 

上述的3种具体设计,不仅仅是简单的质量控制或者防止“假数真算”,而是希望把定性调查的思路、视角与操作原则融入定量调查之中,以便逐步走向两种调查方法的整合。

如果说本文还有一些意思的话,那么就在于它指出:这些,在问卷调查中恰恰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并不需要千辛万苦!